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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地继续犯错误?食品质量事件被集中揭露不久前被关注的蒙牛毒奶事件渐渐被公众所遗忘,大有不了了之的趋势,但更多的产品质量问题依然继续存在。日前,在广东省工商局进行的2011年第四季度酒类商品质量监测中,监测结果显示白酒产品质量较差,内在质量合格率为93%,其中五粮液的部分子品牌也在不合格产品行列中。据广东省工商局通报,2011年第4季度广东省工商局对云浮市、阳江市、江门市、茂名市、湛江市流通环节酒类商品进行了质量监测。抽查了32家销售商(店)所经销的酒类商品共100批次,剔除标签不合格商品的合格率为95%。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阳春市悦隆烟酒行经销的自园春酒(特酿)(生产日期:1998年11月17日,规格型号:500ml/瓶39%vol)被检出酒精度、总酯不合格。白酒行业营销专家表示,以五粮液的生产工艺来讲应该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但这也是五粮液过度发展子品牌所带来的问题,“为了开发新领域、拓展新市场、增加收益,五粮液在保证其高端产品的同时,大肆开发子品牌,起初这种策略的确为其带来了高额的收益,但毫无节制的开发,就会呈现出弊端。”五粮液作为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的代表品牌之一,在2010年和2011年经历了疯狂扩张和涨价,大有冲击茅台酒国内白酒老大地位的势头。在被检出问题前,五粮液还与茅台携手进入“2012胡润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牌排名”,就是这样的品牌依然没有让消费者感到放心。存在质量问题的不仅是国内品牌五粮液,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也陷入质量问题之中。百事公司日前宣布,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旗下的“纯果乐”橙汁饮料确实含有痕量(指极小的量)杀菌剂多菌灵。百事称,“纯果乐”的多菌灵含量低于美国联邦监管机构规定的标准,不足以导致公众安全,而且不构成健康风险。百事公司还对产品进行了额外测试,“我们现在掌握的结果证实,我们测试的进口巴西橙汁中的多菌灵含量低于药管局所说的足以引起安全关切的标准。”声明表示,百事将继续进行测试,并将积极解决任何问题。据悉,中国是巴西橙汁的第四大进口国。2011年,巴西向中国出口橙汁(66°糖度)达5.3952万吨,占整个出口份额的4.67%。此前可口可乐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含有多菌灵,但其中国公司表态,在中国的产品中没有原材料问题,质量有保证。但在国内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可口可乐公司单方面的声明并不能说明问题。环保专家董金狮对此表示,可口可乐对于中国市场的声明是单方面的声明,是它自己的企业行为,科学依据和可信度都不够。这个声明是定性的,没有定量。他说,如果要真正声明,必须讲清中国销售的橙汁里面,有没有使用巴西橙,同时要提供检测数据,而这种声明,更多的只是为了照顾市场销售。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小兵表示,中国普遍存在滥用农药“多菌灵”的问题,董金狮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客观来讲,中国的水果使用农药的毒性,危害残留比国外肯定更严重。”据他介绍,中国种植的水果,不施农药的很少,而且为了保证杀毒效果,农药的毒性也相对较大。有关食品质量问题,最近被媒体和质检部门曝光者屡见不鲜,比如,日前,三大速冻品牌“思念”、“三全”和“湾仔码头”均被查出其产品速冻水饺中含有致病菌,更早的则有双汇被央视曝光使用瘦肉精。有业内人士称,中国的食品质量问题已经进入了集中爆发期,随着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还有更多的问题会陆续暴露。1 2上一页下一页
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带来消费畸形屡屡曝出的食品质量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民众的消费观念产生了变化,也带来了一些畸形的消费理念,比如倾向“洋品牌”、对“特供”、“专供”的产品情有独钟等。国人对“洋品牌”的信任集中表现在奶粉行业,由于“三聚氰胺”和一系列国产乳制品的质量问题,对于国产奶粉的不信任,是许多中国消费者的一个普遍心理。近几年来,“洋品牌”奶粉也借机在中国大肆攻城略地,抢占了国内50%以上的奶粉市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虽然近两年来中国的乳业逐渐恢复了元气,但蒙牛毒奶的出现,再一次让中国乳业遭受打击,国人在香港和国外购置奶粉潮再起。一些企业也看准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在国外设立工厂,打着“洋品牌”的名义,专门生产为中国消费者服务的奶粉,比如,不久前新华社还揭露了一家号称来自新西兰的“纽瑞滋”奶粉企业,打着专供中国人的旗号。经证实,“纽瑞滋”奶粉的确是在新西兰注册、生产并进口的,但是产品只针对中国市场。除了崇尚“洋品牌”,国内不少消费者对“专供”、“特供”的产品也情有独钟。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了保障关键部门的运作,对部分群体实行“特供”,以优先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特供”的物品和供应的对象都很特殊。“物品特殊”,即特供产品多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其次,就是供应的物品绝对安全,是高质量的。由于对许多食品质量不放心,这些“专供”、“特供”的产品,自然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但眼下,泛滥的“特供”产品一方面真假难辨,另一方面却有过度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嫌疑。目前市面上有一部分商品一直以“特供”的身份“欺骗”广大消费者。例如某品牌的牛奶就曾号称“人民大会堂宴会专用牛奶”。为打击“特供”,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9月份,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白酒、葡萄酒等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大型超市等销售场所,不得出现“专(特)供××国家机关”、“××省(市)指定接待专用产品”、“军队特供”、“军需特供”等国家机关的名义及类似内容。日前,为进一步肃清市场,国家工商总局再次发出通知,杜绝发布含有违法违规内容的广告。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崇尚“洋品牌”还是青睐“专、特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对目前市场上食品质量的担心。加强食品安全时不我待一些专家认为,国内产品质量之所以屡打不绝,有着各种原因。比如生产企业质量意识不高,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故意偷工减料或由于其他一些有损产品质量的行为造成的。另外,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生产经营方式及社会环境因素也为质量问题频频出现提供了“温床”。比如,食品和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就是由于食品的原料或农产品来自于千家万户,每家每户用何种农药,何时用药千差万别,使生产加工企业无法对农药残留实施有效控制造成的。只要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不发生改变,加工经营企业,即便非常努力想使自己的产品在农药残留上不超标,也无能为力或效果不明显。有评论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特别是企业负责人对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落实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对农产品种植基地实行集约化经营,建立备案种植基地、标准化示范区(县)等,对因中国目前的生产经营机制或体制造成的质量难题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补偿作用。此外,还应提高市场的准入条件,认真做好生产加工企业的注册备案工作,保证企业的软硬件能力。“最主要的还是加强对违法、违规企业的监管,加大对一些出现食品质量企业的处罚力度,让他们不敢大意,不敢出错,出错了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位法律人士告诉记者。本报记者 孙喜保(工人日报)1 2上一页下一页
对话动机 近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参加市政协专题座谈会时,公布了北京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成绩,并表示对外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同时解释了市民感受与监测数据有所差别的原因。下一步,北京市要打一场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的攻坚战,要进一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宁可牺牲一些GDP和财政收入。 此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截止,PM2.5首次被纳入标准。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七届中美空气质量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单纯地强调PM2.5减排,并不能达到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预期效果,应该做好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工作。改善空气质量,还应该控制哪些污染物?对此,《法制日报》记者与对空气污染物二恶英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展开了对话。 对话 记者:近段时间,公众对PM2.5的态度可谓闻之色变。但也有专家提出,在空气污染物中,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远不止PM2.5,还包括二恶英等污染物。 毛达:这段时间,我国大城市空气中高浓度的PM2.5让公众感到极度担忧。然而,有严重健康之忧的大气污染物并非只有细微颗粒物这一种,所以正在进行中的空气质量新国标制定应全面评估各种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健康风险,包括被世人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二恶英。 二恶英类化合物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最强的有毒污染物之一。大量动物实验和人类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二恶英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已被确认为具有致癌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和致畸性、心血管毒性、免疫毒性,并能直接引发氯痤疮和肝脏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为确保人类健康,个体的二恶英日容许摄入量为1至4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而长远目标是降至1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以下。 科学研究还表明,二恶英在环境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会积累和富集在各种生物体内,所以人可以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等多种途径摄入二恶英。尽管大多数二恶英都是经过饮食摄入和消化道被人体吸收的,但空气中的二恶英浓度过高也很有可能使人体的日摄入量超过世卫组织的建议值。 记者:据了解,广东省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透露,今年将推进东莞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建设,并加快PM2.5、二恶英、辐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态环境等检测实验室建设。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限制二恶英应该参照怎样的标准? 毛达:为保护公众健康,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制定了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标准,有过惨痛公害历史教训的日本更不例外。早在1999年,日本的《二恶英对策特别实施法》便设定了各种环境媒介,包括大气、土壤、水体和沉积物中的二恶英浓度最大允许值,其目的就是使日本国民的二恶英日摄入水平低于世卫组织的最大建议值,即4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根据该法律,日本国内的大气二恶英浓度不得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 尽管日本的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并不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标准分别为0.1和0.023皮克每立方米),但该环境标准对我国目前的二恶英污染防治工作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3个部门曾于2008年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该通知的“技术要点”部分规定环评单位应参照日本二恶英大气浓度限值,评价和预测建设项目二恶英排放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这说明,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大气二恶英浓度达到或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这一数值或可看做目前大气二恶英浓度的最大容忍值。 记者:目前我国空气中二恶英含量大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 毛达:如果以3部门2008年所规定的二恶英环境影响参照值,即日本的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一个基本标准,我国目前从已知的科研成果看,北京、上海、广州这3座特大城市的空气二恶英浓度已经逼近或超出了安全线。 200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国际学术杂志《大气环境》(AtmosphericEnvironment)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北京市3个区的二恶英类化合物大气含量为0.018至0.644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平均值为0.268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结果说明,北京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和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处于同一数量级,且某些时候还高于该值。 同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上海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另一国际学术杂志《化学圈》(Chemosphe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大气二恶英浓度水平的论文,指出嘉定、闸北、浦东和黄浦4个区的大气二恶英浓度毒性当量平均值分别为0.4971、0.289、0.1444和0.1432皮克每立方米。该结果同样表明,上海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接近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 广州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07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余莉萍的博士论文显示,花都、荔湾、天河、黄埔4个区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浓度分别达到了0.1046、0.4305、0.1637和0.7693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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